我在成都一家商务宾馆，住了两天，每天晚上都有女人打电话来骚扰。问我要不要“按摩”。 写字台上有避孕用品的价目表。国家卫生部要求所有宾馆必须配备 避孕用品 。这就等于卫生部门默认，宾馆可以开展“多种经营”。我第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是在1992年。当时我在北京火车站，准备买车票去天津。可是没有买到车票，天已经黑了，当时交通不便，没有出租汽车，我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找旅馆住下。我首先想到的是四川办事处，离火车站不远。当时还是官办企业，态度非常恶劣，他们告诉我，必须在四川预定床位。他们推荐我去附近的“赵家楼宾馆”。我找到赵家楼宾馆之后，他们更加官僚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“没有房间”。我无可奈何，从提包里掏出一本“记者证”。他们看了记者证之后，就说“有，但是只有单间，双人床，每天99元”，当时99元相当于现在一千元。我也只好认了。“赵家楼”这个名字我好像很熟悉，但是一下想不起来。后来经过考证，就是当年五四运动时“火烧赵家楼”的原址。

我刚刚住进去，就有女人打电话来骚扰。当时没有按摩之类，她说她认识我，问我是不是认识她，然后就是一阵淫笑。我感到十分恐怖。她问我几个人，我说“两个，我和我的儿子”。她才放下电话。

这种“地下的”和“半公开的”活动，有许多弊病。即使有避孕用品，也不能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，因为从业人员没有卫生执照。另外，有些警察和宾馆工作人员，为了“创收”，往往进行敲诈勒索，从业人员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证。国家损失大量税收。

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刘少奇就主张国家公开开设妓院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在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，也有人提出国家开设妓院。这有许多好处。第一，因为无法禁止，可以取消地下和半公开的妓院。第二，减少性病和艾滋病传播。第三，减少性犯罪。第四，增加税收。第五，增加就业机会。第六，保证从业人员和顾客的个*益。这是一个社会问题，也是一个观念问题，对我个人没有影响。